省纪委的调查组是在小寒那天到的江州。

天还没亮透，高阳就被电话吵醒了。小刘打来的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怕被人听见：“高市长，省纪委来人了。王书记让您九点到小会议室。”高阳应了一声，挂了电话，坐在床边醒了一会儿神。窗外天灰蒙蒙的，院子里的梧桐树光秃秃的，枝丫上挂着一层白霜，在晨光里泛着冷光。

他起来洗了把脸，穿好衣服，对着镜子把领带系好。镜子里的自已脸色不太好，眼下有青痕，昨晚没睡好——不，是半个多月没睡好了。从陈明远打电话告诉他有人告状的那天起，他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。不是害怕，是心里堵得慌。他不知道自已到底做错了什么。提高补偿标准，让农民多得几万块，这错了？帮工人保住工厂、保住烟囱，这错了？也许在这些告状的人眼里，他错就错在不该做事。做事就会得罪人，得罪人就会被告。不做事的那些人，安安稳稳地坐在位子上，没人告他们，因为他们什么都没做。

八点四十五，高阳到了小会议室。王建军已经到了，坐在长条桌的一端，面前放着一个保温杯，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的烟，在桌上轻轻磕着。他看见高阳进来，点了下头，没说话。高阳在他旁边坐下，两个人沉默着，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闷，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种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安静。

九点整，省纪委的人到了。带队的是一个姓李的副主任，四十出头，瘦长脸，眉毛很淡，眼睛很小，但目光很锐利，像一把没有开刃的刀——看着不锋利，扎上去一样疼。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，一男一女，每人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，神情严肃得像参加追悼会。

王建军站起来，跟李副主任握了握手。“李主任，辛苦了。”

李副主任扯了一下嘴角，算是笑过。“王书记，例行公事，谈不上辛苦。”他看向高阳，伸出手，“高市长，打扰了。”高阳握了握他的手，没说话。那只手干燥、冰凉，像握着一块铁。

调查持续了五天。李副主任找了不下二十个人谈话——交通局、财政局、国土局、东区项目涉及的几个农民、方文涛、孙局长、赵局长、小刘。他像一台不眠不休的探测仪，恨不得把江州翻个底朝天。

高阳被叫去谈了两次话。第一次是在调查的第二天下午，他把自已怎么去那片农田、怎么跟六户农民谈话、怎么去交通局找孙局长、怎么去财政局找赵局长——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李副主任听着，偶尔在本子上记一笔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
“高市长，您说补偿标准从三万五提高到五万，是您个人的决定，还是集体决策？”他问。高阳说：“是我个人的决定。我找孙局长谈的，标准提高了。”

“您知不知道，您这样做，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？”

高阳看着他。“李副主任，我不认为这是国有资产流失。那几亩地本来就是农民的，不是国家的。给农民多一点补偿，是把本属于他们的钱还给他们，不是流失。”

李副主任放下笔，靠在椅背上。看了高阳几秒。

“高市长，您这个说法，跟文件上的精神不太一致。”

高阳没接话。李副主任重新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了几笔，抬起头。

“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。有需要再找您。”

第二次谈话是在调查的第四天下午。这回李副主任的态度比上次温和了一些——不是客气，是那种查了几天没查出什么问题、不得不承认你可能是清白的、但又不想让你看出来他改变了对你的看法的那种微妙的态度。

“高市长，我们查了交通局、财政局、东区项目的所有相关文件，也找了相关当事人谈话。目前没有发现您存在违规违纪的问题。但是——”他顿了顿，“您作为市长，直接干预交通局的征地补偿标准，方式方法上值得商榷。”

高阳没解释。

“我的调查结论会如实向省纪委汇报。”李副主任站起来，伸出手，“高市长，感谢您的配合。”高阳握了握他的手，还是冰凉的，但比上次多了一点温度——也许是因为手被握热了，也许是他心理作用。

调查组走了。那天晚上，高阳坐在办公室里，一个人。窗外的天黑了，院子里的灯亮了，梧桐树的影子在地上摇摇晃晃的。远处那盏红灯一闪一闪的，像一颗心脏在跳。

手机震了，是陈明远打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