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电令集训，各部队的团部、营部悄然忙碌起来。

门窗全关，对外只称“商议冬季练兵”，屋内燃着微弱的油灯，纸墨翻动的声响都压得极低，生怕漏出半点动静。

在一团驻地，团长把三个营长叫到屋里，门关得死死的，声音压得极低：“师部要搞个秘密集训，挑最信得过、最能打、脑子最活的骨干。你们每个营报五个名额，记住，要绝对可靠、能保密，回去还能带徒弟的！”

三营营长挠头，小声追问：“团长，啥集训啊这么神秘？”

“不该问的别问！”团长瞪眼，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严厉，“这是死命令！人选出了问题，我撤你的职！”

同样的场景在豫皖苏根据地各处上演。被选中的骨干们，只接到一道简单命令：“收拾简单个人物品，带三天干粮，今晚出发，执行特殊任务。”没有人知道要去哪里，要做什么，唯有心底的警惕与服从。

只有带队的干部，怀里揣着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小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个陌生地名和一句看似平常的暗语，那是通往集结点的唯一凭证。

夜色降临时，第一批远郊单位的骨干们悄然出发。他们是来自边区最南端游击支队的六个人，两名连长，四名班长。带队的是支队副政委，一个三十多岁、脸颊带一道浅疤的老红军。

六人换上老百姓的破棉袄，背着粗布干粮袋，脚下踩着草鞋，活脱脱一伙结伴逃荒的农民。副政委走在最前面，手里拄着根磨得光滑的木棍，看似探路，实则警惕地扫视着四周的荒坡与树林。

走出根据地核心区后，他们转入蜿蜒的田间小道，夜风卷着寒意刮过，吹得路边干枯的麦苗哗哗作响，四下里只有脚步声与风声。

“副政委，咱们这到底是去哪啊？”一个年轻班长忍不住压低声音问。

“到地方就知道了。”副政委头也不回，语气严肃，“记住纪律：不许交谈，不许打听，跟着走就对了。”

午夜时分，他们抵达第一个接应点，一座荒废的土地庙。庙门虚掩，里面闪出一个黑影，低声问：“老乡，这么晚赶路？”

副政委按照纸条上的暗语，沉声回应：“没办法，老家的麦子还没种，急着回去。”

对方顿了顿，低声接上暗号：“种了，等开春。”

暗号对上，那人侧身招手：“跟我来。”

六人跟着接应员，钻进庙后的密林，又走了约莫半个时辰，来到一个隐蔽的打谷场。

场边的草棚里，已有先期到达的另一支小队伍，彼此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困惑和警惕，却没有一人开口，只是默默找地方歇脚。接应员留下些干粮和水，便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。

这一夜，在豫皖苏根据地的各处，类似的场景不断上演。

有的队伍骑骡马，蹄子裹着麻布，悄无声息；有的全靠双脚，在夜色中疾行；有的穿越日军封锁线附近的“无人区”，屏气凝神。

有的沿着河滩隐蔽前行，借着芦苇荡遮挡身形。所有人都朝着同一个坐标汇聚，师部指定的秘密集结点，一处被密林环绕的废弃地主庄园。

抵达庄园后，政治部委员吴崇安迎面走来，沉声吩咐：“今天所有人休整一下，吃口热的，好好歇着，明天早上集合点名，听候安排。”

“是！”众人齐声回应，声音压得极低。

次日天刚蒙蒙亮，庄园的空地上就站满了整齐的队伍。

四百多名集训骨干背着行囊，身姿挺拔，黝黑的脸上满是坚毅，互相之间没有多余的交谈，唯有目光中的警惕与期待。

吴崇安站在队伍前方，一身灰布军装洗得发白，神情严肃，目光扫过每一个人。

“同志们！”

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字字铿锵，穿透了清晨的寒意，“把大家从各个部队召集到这里，是要进行一场特殊集训。具体学什么、练什么，现在不多说，但我能告诉你们，这门本事，能让你们在战场上少流血、多杀敌人，能让咱们豫皖苏根据地的战士，腰杆挺得更硬，能让鬼子和顽军，尝尝咱们的厉害！”

他顿了顿，语气陡然加重，强调起纪律：“我在这里定三条铁规矩，听好了！

第一，集训期间，严禁私下打探、互相议论学习内容，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看的不看；

第二，所有学到的东西，只准烂在肚子里，回去后按组织安排教给指定同志，不准对外泄露半个字，哪怕是至亲骨肉；

第三，绝对服从命令、听从安排，违反任何一条，按军法处置！”

“都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！”

四百多人的回应整齐划一，震得院外的枯枝微微晃动，心底的困惑渐渐被沉甸甸的责任取代。

动员结束后，沈耘拿着名册开始分组点名，声音清晰：“狙击组到东厢房集合！反坦克组去西厢房！火箭筒与无后坐力炮组跟我来北屋！通讯组去南屋！”各小组按科目分批进入指定房间，秩序井然。

没轮到学习的骨干，立刻跟着杨筠的安排前往庄园各处布岗警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