邢志国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笑了笑：“少校对我们的伙食感兴趣？请。”

观察团一行人朝着炊事班走去。

戴维斯走进炊事班，掀开锅盖，锅里是半锅还没烧开的温水，水面飘着几片白菜叶子。他放下锅盖，又走到灶台旁，拿起一个玉米窝头，掰开看了看，放在鼻子前闻了闻。

“贵军的伙食，一直是这样？”

“戴维斯少校，您昨晚吃的，和您手里这个，其实没有太大区别。今天中午您们可以和战士们一起在打饭，不用特意开小灶。”

戴维斯放下窝头，拍了拍手上的碎屑，慢慢说道：“我注意到，你的士兵虽然吃得并不丰盛，但他们的体格非常结实，训练时动作有力、精神头很足。这不像是一支长期营养不良的军队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的脸是红润的，眼睛里有光。”

“戴维斯少校，您是职业军人，比我们更懂军队和体能是什么关系，”邢志国看向戴维斯，“一支军队，如果长期饿肚子，就算每天操练，身体也会垮掉。”

戴维斯没有否认邢志国的话。

“所以我们也很关注这个问题，”邢志国指了指灶台上筐里的窝头，“我们吃的虽然简陋，但上战场的战士要优先保障他们吃饱。”

邢志国停顿了一瞬，接着说道：“我们后方人员，机关干事、后勤、被服厂的女工，吃的比着前线士兵的伙食要减少一半。我们的原则就是，后方勒紧裤腰带，前线才能扛得起枪。”

戴维斯听完，沉默几秒，最后点了点头：“我明白了，谢谢你的坦率，邢科长。”

整个上午的参观，邢志国安排得井井有条，讲解细致，充分展示了八路军“艰苦朴素、自力更生、依靠群众”的一面。

午饭后，参观继续。

邢志国带领观察团参观的是村南的“抗日小学”。

说是小学，就是一间大点的民房，墙上挂着黑板，桌上摆着石板和石笔。

一个年轻的女教员正在教孩子们识字，黑板上写着“打倒日本鬼子”六个字。

爱泼斯坦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回头对邢志国说：“你们在打仗的同时，还坚持办学？”

邢志国说：“孩子是未来的希望。仗要打，学也要上。不管多难，这事不能断。”

索科洛夫蹲下来，问一个小女孩：“你以后想做什么？”

小女孩看了看他，缩到旁边一个男孩身后。

小男孩挺了挺胸，说：“我要当兵，打鬼子！”

索科洛夫笑了，又问：“你爹是当兵的？”

男孩说：“我爹打鬼子，牺牲了。”

屋里安静了一瞬。索科洛夫站起来，没再问。

傍晚，参观结束，代表团成员回到住处，各人反应不一。

福尔曼坐在桌前整理笔记，写了几行又划掉，反复好几次。

爱泼斯坦靠在床头看一本小册子，是邢志国发的《八路军抗日战绩统计》。

武道坐在院子里一根接一根抽烟。

戴维斯站在窗前，望着村口方向，那里岗哨已经换了班，新来的哨兵背着枪，在暮色里站得笔直。

索科洛夫从屋里出来，走到戴维斯旁边，用英语低声说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戴维斯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武器是旧的，士气是新的。”

接下来几天，观察团又看了抗大分校、缴获武器展览和一场由侦察连表演的冷枪狙杀战术。

戴维斯的本子写满了大半本，但眉头却越锁越紧。他本子上记下了野战医院用土法自制的蒸煮锅、识字班教员用锅底灰刷的“黑板”、兵工厂里完全靠手工修复的废旧枪械，以及一个民兵在田间地头随手用木头削的步枪模型。

直到第四天下午，福尔曼代表观察团找到了柳伯温。

“柳师长，我们此行收获很大。”福尔曼的中文比来时流利了些，“但我们行程紧张，还有其他地方要去。打算明天启程。”

柳伯温露出遗憾的表情：“这么快？多住几天嘛，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想请各位看看。”

“已经看得够多了，”福尔曼说，语气真诚，“贵部的战斗精神和群众工作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我们要把这些告诉全世界。”

“那……我就不强留了。”柳伯温握住他的手，“欢迎各位下次再来，太行山的大门，永远向真正的朋友敞开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骡马车队等在师部门口。

柳伯温和滕修远站在师部门口送行，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棉大衣，袖口的补丁在晨光里格外显眼。

福尔曼和他们握了手，用刚学会的中文说：“谢谢你们，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中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