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知道。”高阳顿了顿，“陈美娟那边呢？”

“到香港了，见了方文涛。两人在游艇上谈了两个小时，内容听不清。但陈美娟回酒店后，打了个电话——是打给王振华的儿子，省公安厅那个。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只有一句：‘东西拿到了，可以动了。’”郑明远说，“我们正在查‘东西’是什么。”

“抓紧。”高阳说，“我预感，他们要最后一搏了。”

挂了电话，高阳站在窗前。夕阳西下，整座城市笼罩在金色的余晖里。记忆馆的玻璃幕墙反射着最后的光，像一块巨大的琥珀，封存着时光。

他想起张秀兰老太太的话：“老的东西，不能死守，得活。”

是啊，历史不能遗忘，但也不能被历史困住。周明当年的选择，有时代的局限，有现实的无奈。但更重要的是——现在的青州，要怎么走？

下班后，高阳没回家，去了江边。江水缓缓流淌，对岸的工地灯火通明。有船经过，拉响汽笛，悠长而苍凉。

手机震动，是小远。

“爸，我在档案馆又找到些东西。”儿子的声音有些犹豫，“关于周书记的。1998年机械厂改制前，周书记写过一份报告给省里，建议‘慎重推进’。但省里没采纳，还批评他‘思想保守’。”

“报告有留存吗？”

“有复印件。周书记在报告里说，机械厂虽然效益不好，但技术工人队伍完整，建议‘改造升级’而非‘一卖了之’。但当时省里的主流意见是‘抓大放小’，他的建议被否了。”

高阳心里一动：“报告什么时候写的？”

“1998年3月。而那份低估资产的评估报告，是6月。”小远说，“也就是说，周书记提了反对意见，但没用。最后签字……可能是不得已。”

历史的复杂性，在这一刻显露无遗。

“文件发给我。”高阳说，“另外，这事先不要对外说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挂了电话，江风拂面，带着水汽的凉意。高阳想起周明临终前的眼神，想起那句“有些债，活着还不了”。原来这债，不只是个人的选择，更是一个时代的重压。

第二天上午九点，省纪委的车驶入市委大院。张主任下车，看见高阳，点点头，没多话。

会议室里，只有他们两人，连记录员都没让进。

“老高，”张主任开门见山，“周明同志在九十年代国企改制中的问题，省里收到举报。根据初步核查，他确实签过一些有问题的文件。但动机是什么，有没有利益输送，还需要调查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高阳说，“但我这里有些材料，可能对判断有帮助。”

他拿出小远找到的那份报告复印件，还有刘总工的自述材料。

张主任仔细看完，沉默了很久。

“周明同志……当时也很难。”他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眉心，“但老高，你知道现在的情况。有人把这事翻出来，不只是针对周明，更是针对青州现在的转型——他们想说，从周明到你，青州的路都走错了。”

“所以更要查清楚。”高阳说，“周书记当年想保企业、保工人，但没成功。现在我们在做他当年想做的事——但用不同的方法。如果因为这，就说我们错了，那才是真正的颠倒黑白。”

张主任看着他，忽然笑了：“老高，你还是这么倔。”

“不倔，干不了这事。”

“好。”张主任收起材料，“这些我带回去。周明同志的问题，我们会客观评估。但你要有准备——调查期间，可能会有人拿这事做文章，攻击你，攻击青州的转型。”

“我扛得住。”

“还有，”张主任压低声音，“方文涛那边，我们已经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了协查函。但香港那边程序复杂，需要时间。这期间，他可能会有动作。”

“什么动作？”

“不好说。”张主任说，“但根据经验，这种人最后关头，要么跑，要么……狗急跳墙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