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三十，除夕。

一场瑞雪，覆盖了延安的沟峁梁塬，宝塔山在银装素裹中更显庄严静谧。但今年的除夕，与往年那种在极端艰苦中依旧昂扬乐观的气氛，又有了一丝不同。

一种更加踏实、更加丰沛的暖意，如同地火，在窑洞间、在军营里、在百姓的炕头上，悄然流淌、蔓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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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批批贴着特殊标记、由最可靠交通员接力护送而来的木箱、麻袋，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，被分发到了中央机关、医院、学校及直属部队。数量不算特别庞大，但品类之精、之稀罕，足以让见惯了风浪的延安军民也为之动容。

杨家岭的一处窑洞医院，重伤员在注射了“盘尼西西林”（他们学着根据地的称呼）后，持续的高热迅速消退，院长激动得连夜写报告。抗大的学员们，年夜饭的杂粮粥里罕见地飘着油花，每人还分到了一小块据说来自“神秘来源”的冰糖，含在嘴里，甜到了心里。

被服厂的女工们，抚摸着新到的、厚实均匀的灰色棉布，估算着能给前线将士多做出多少件冬衣。

老百姓间则悄悄流传：公家今年宽裕了些，年货供应点居然有额外的食盐和火柴换，甚至有人换到了极其珍贵的、小块的白色“糖砖”（冰糖）。

喜悦是实实在在的，但疑问也随之滋生。如此集中、如此“超规格”的物资输入，瞒不过明眼人。只是纪律严明，无人公开议论，但私下里，“那位神通广大的‘爱国商人’”成了最热门也最神秘的话题。

而在更为核心的窑洞里，气氛则要凝重得多。

首长披着棉衣，就着昏黄的油灯，仔细阅读着各渠道汇总来的简报，以及那几份标注着“太行绝密”的初步情况说明。

他放下文件，走到窑洞窗前，望着窗外纷飞的雪花和远处依稀可闻的、孩子们因为一点年货而发出的欢笑声，久久沉默。

“事情，恐怕不像‘爱国商人’那么简单。”他缓缓开口，对身旁的几位负责同志说道，“老总他们送来的东西，我看了。药品，是国外最新的；布匹的质地，远超我们根据地土布，甚至比敌占区流过来的洋布还好；那白糖的纯度，那罐头的密封工艺……不是一般渠道能弄到，更不是一般商人能承担得起的量。”

“确实蹊跷。”一位负责同志沉吟道，“我们问过重庆方面和可能的国际渠道，都没有如此大规模、如此定向的援助记录。而且，老总他们在信里语焉不详，只强调来源绝对可靠、对我党我军绝对忠诚，请求中央信任，并暗示此事关联重大，需派专人当面汇报。”

“他们已经派了人来，叫沈耘，是核心参与此事的干部，过几天应该就能到。”另一位同志补充。